当然我不是鼓吹央行现在就应该买股票，而是说不能因为过去没做过就是大逆不道，轻易否决，我们要认真研究其利弊，未雨绸缪。

不要天天指望我有1000万，你是大客户，我有贵宾室，有100万美金和1000万人民币的人还是很少的。理论研究必须要找到这些衍生过程的节点，探究在哪些节点中会扩大它的风险乘数。

最近我咨询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属实，如果你要买房子，要贷款，据说提前还贷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实际上在告诉人们，无论你做什么事，如监管、政策，风险是消灭不掉的。因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对外部资本依赖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产生的逻辑过程和演绎过程不同。我们99%是中低收入阶层，应该为他们提供应该得到的服务，这就是普惠金融。这不行啊，会使我们金融业态非常单一。

有些企业虽然需要资金但还真不能给他，因为他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要不然环境污染，要不然产能过剩。当然，金融无论通过市场还是中介进行资金融通，这些都构成了金融的本质。而通货膨胀则是在锚商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改变纸币与锚商品的记账比值（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之间增加三倍），才会导致米塞斯所说的稀释购买力——所有商品用纸币标记的价格同步上升。

2015年12月31日，东莞政府以楼面地价1820元/平方米的超低成本，向华为提供可以建设总建筑面积约41.43万平方米的住宅用地。但也正是以贸易顺差为手段获取货币进而增强国内分工水平的增长模式，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劳动力回不到自给自足的分工体系，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其效果同明朝白银输入导致的经济繁荣几乎完全一样（图9）。

贷款生成货币机制使中国第一次结束了资本不足的历史，摆脱了货币生成对储蓄和外贸的依赖。去杠杆将会导致货币数量减少（通货紧缩），抑制低回报或高风险的商业活动卷入市场化分工。

任何一个轮子出问题，市场都会跑偏。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货币的边际成本是7元，收益10元商品获得净收益3元，收益9元的商品净收益2元，收益8元的商品净收益1元，加上充作货币7元的商品（净收益为零），货币作为一种供不应求的商品，只能满足三个产品4组交易，其余商品则由于是用货币后净收益为负，而无法进入货币分工。如果 土地财政改革不能提供一个替代机制，摧毁土地财政就是在摧毁中国经济本身，极端一点讲，就是在自毁长城。问题是，为什么以前中国不能走重商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以前曾经导致世界大战的重商主义，今天却可以吸收中国如此规模的出口？其中的关键，就在于1970—19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得世界的主导货币模式从商品货币（金本位）转向信用货币（债务本位）。

正是这一条规定，为中国最主要的信用之源——土地，提供了基础性的法源。在土地财政下，土地不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未来的收益。发行的票据从原来的4832万美元增加到1.492亿美元，发放的贷款更是从1.37亿美元增加到5.251亿美元。但实践却证明，主流货币理论的预期是完全错误的，在商品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只能通过发行纸币解决，其结果毫无悬念地导致了巨大的通货膨胀。

信用货币全面取代商品货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竞争规则——在新的经济竞争中，谁能创造更多的信用，决定了谁能主导市场。今天，中国之所以可以不惧与美国展开贸易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通过贷款创造货币重新获得了货币主权。

罗斯巴德在解释米塞斯的货币起源论时提出：我们可以一直向前推到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货币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物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之所以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比如黄金或白银），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可供消费、可以直接使用的物品。在这样的时代，集体主义文明是社会分工的主要形式。

每种商品参与市场分工带来的收益分别是10元、9元、8元……1元。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之间增加三倍，社会不会有一点点改进。由于纸与其多数商品价值落差巨大，几乎购买任何商品，都需要极大比例的纸来对应（以至于搬运纸币的成本都会超过纸币本身的价值）。1832年仅联邦土地总署（general land office）收入就已经多达250万美元，到1836年更是暴增到2500万元美元（同年联邦总收入也不过5080万美元）。如果用M表示市场，Q表示交易的规模，V表示交易的种类，表示交易规模带来的货币需求，表示交易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消极的去杠杆是缩表、还债，积极的去杠杆则是增加现金流。

可以说98房改，是土地财政制度完成的关键一步，空间的城市化基本完成。目前，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管理几乎是一片空白。

贷款创造货币开始取代顺差创造货币。如果希望抑制经济过热，就可以减少商品房和保障房供地的比例。

本人为文中的观点负责。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不依赖外部资本输入的大国（图13）。

土地财政通过参与货币创造，深刻影响着经济的所有方面。由于货币供给规模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一旦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崩塌，整个经济就会出现系统性危机，中国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就会不战自败，过去四十年的改革成就就会归零。政府收入也从上一年的5080万美元，猛降至1837年的2490万美元。2008年之后，中国的土地财政显示出比美国的股市更强大的信用和更高的泡沫（杠杆）。

首先，将住房租给新就业城市居民，并将房租积累到个人账户。如果没有宽松的货币，中国近年来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会是一句空话。

当今中国的商业繁荣，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货币大爆炸基础上的。这一模式就是首先将城市土地国有化，然后政府垄断一级市场，此时的土地价格就是未来地租的贴现，而地租的本质是未来政府公共服务的价值，一级土地市场就成为交易城市未来公共服务的股票市场。

股市开始下跌，破产随之蔓延。非传统、分布式的商业模式（网店、自媒体）开始风靡市场。

这也解释了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霸权国家更替，为何先是从百万级人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开始，然后是千万级的英国、德国，后来轮到亿级人口的苏联、美国。这背后，货币数量所能支持的分工规模在国家经济竞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和中国今天一样，当时美国政府也靠卖地获得大把收入。相对于大国，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更容易获得足够支持其深度分工的货币数量。

多少分工能采用高效率的市场模式，取决于能供应多少货币。这种货币也因此被定义为商品货币。

把不同信用货币放到可以自由兑换的主权货币环境里，谁能创造需要信用较少的货币，谁的货币就越便宜，谁就可以支持更高风险的商业模式，谁也就可以借助格雷欣效应将必须依赖更高信用的货币逐出市场。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只要货币能与土地市场（或间接与住房市场）挂钩，生成的货币就不再是当期的商品，而是未来的债务。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两种极端的住房市场并存：在深圳是高房价商品房+廉价城中村。